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空前关注，其对世界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也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近期西方出现的奥运政治化逆流再次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问题推到前台，奥运火炬传递受干扰，反映出西方国家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中国、接纳中国。从中国崛起的大背景看，世界多种声音同时出现，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崛起困境增加。从更深层次上看，在世界范围还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的先例。人口众多、实力渐强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他们感到担忧、威胁甚至恐惧。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如何以“和谐世界”理念与“软实力”来化解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厚重之墙，走出崛起困境，就成为我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选择。

　　和谐世界这一理念昭示着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是调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升当代中国对世界深刻理解和战略选择的总体把握，它将以自信的大国心态、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不断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发展空间。这一新命题的提出，乃是着眼于“两个最大限度”：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的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世界的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以文化、和合意识与公众外交的软实力资源提升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新途径，是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神营造世界各国政治上和谐共处、安全上协作互信、经济上发展共赢、文化上互补融合的新范式，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新形象。

　　和合意识：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资源

　　思想文化从来都是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的，与政治格局、经济格局息息相关。国家外交战略既是政治的，更是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文化。和谐世界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传承，又是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产物。从思想渊源上看，和谐世界理念中的“和为贵”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弘扬，而且是对20世纪50年代的“和平共处”、80年代的“和平发展”、90年代“新安全观”中的对话求安全、合作谋发展等共赢思想的丰富发展与具体应用，它们之间的核心部分是历史与现代的传承关系，是一个不断延承、深化、创新的过程。

　　和合意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君子和而不同”、“中立而不倚”、“和为贵”的传统思想文化，造就了中国人民崇尚和谐、爱好和平，主张多民族和睦共存，多元文化融合共生。“世界各国都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应当如何依据作为仁德的克制与自律原则去行事，如何实现和谐不仅要克制，还要理性地、公开地进行谈判，为了双方的利益达成谅解。从这个角度讲，就是和而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特性影响、制约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视域。

　　可见，中国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在自己的疆土上经营、谱写内向性文化篇章，爱好和平不嗜扩张，没有向外部世界拓展的野心。

　　儒家反对的“以力服人”和道家主张的“不争”思想，以及基于近代国家民族所遭受的殖民掠夺而表现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且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现代政治理念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升华，是对新中国外交战略政治遗产的继承发展。

　　和谐共处：中国对外政策的三次历史性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其对外战略思想也是一个不断发生演化、选择、调整的过程。从总体上看，新中国建国以来“和谐共处”思想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每一次调整都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面旗帜，在维护和平、促进合作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周恩来与尼赫鲁等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中国政府倡导和平共处，与一切国家友好往来，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世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国际政治舞台呈现两种发展趋向：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冷战已拉开序幕，对立的军事集团迅速形成。和平共处的提出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内外环境使然。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基础薄弱、综合国力不强，且又经过朝鲜战争，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是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强调的是对抗和斗争，而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则强调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的国际秩序主张的提出确定了基本方向，逐步走向成熟并日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是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延续与深化。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实力日益提高，国际影响日趋扩大。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已逐步开始认同、接纳我们，我国由过去被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转变为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这一切表明，我们国家的生存与安全问题基本解决，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更快地发展。此时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1993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邓小平又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21世纪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平发展问题是我们要承担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为解决当时我们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邓小平为此又提出要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清晰地显示了一条呼吁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

　　20世纪90年代至今，从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到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对话求安全、和谐谋发展等共赢思路的丰富、深化。“和谐共处”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本质内容，它是对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发展。

　　虽是一字之差，但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前者比后者更上一层楼。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建设，无论是国家综合实力，还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发生了积极变化与重大调整，同时也发生了许多地区冲突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渴望和平、安宁和发展，期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回应了当今时代的呼唤和要求，既继承、遵循着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原则，又发扬光大，将一国外交政策提升为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共同理念。

　　客观上有利于争取和调动国际上一切积极因素，应对和解决各种不和谐因素，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疑虑，正面回应“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其理论价值与深远影响必将在未来得到印证。

　　软实力：和谐世界理念的价值取向

　　和谐世界理念蕴含平等、宽容、合作、协调的基本要素。和谐世界的本质是和谐共处，它意味着通过依靠软实力建设，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坚持实践和平发展的道路。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及认同感在赋予和平崛起意义的同时，也为崛起进程中的政治行为提供一种软约束。因此，软实力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基石，是实施和谐世界外交战略的基础条件。中国之所以欲通过软实力使世界变得更为和谐，其必然性与可行性主要得益于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组织形式不仅对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构成了制度性制约，而且也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通过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昔日需要通过军事武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冷战结束，国际关系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人们普遍意识到世界战争的威胁已大大缓解，但人类又面临新的安全态势挑战。进入21世纪之初，便发生了“9·11”恐怖事件，随之而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恐怖主义全球化趋势在蔓延。这一切表明，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并不和谐，世界格局的变动和政治战略的演变必将牵动大国利益和大国关系新一轮调整，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预示着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将直面更深层次的矛盾。一方面，中国的陆权、海权及地缘战略意义更为突出，也更加严峻；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超越冷战思维，对冷战时期形成的传统安全模式和安全理念构成冲击。倡导国际关系不应以价值观念或贫富差异及国家制度的不同划线，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以公平、公正、协商、合作为基础的平等伙伴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世界，这一理念不仅植根于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沃土，又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神有着相通之处，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符合当今国际关系准则发展的大趋势。软实力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取向。

　　以软实力为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世界及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最根本、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动力。第一，“和平性”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本质属性。以和平、和谐、和睦为宗旨去协调各国家行为主体及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它是在社会稳定、平和、有序状态下，遵循“游戏规则”逐步进行的，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为根本目的。第二，“人本性”是和谐世界理念的精髓所在。构建世界的和谐作为在国际社会领域有作为的一种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物质富裕、精神富足的生存基础条件。《联合国宪章》提出了发展国际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的宗旨。宪章中提出的平等公正准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关系，也适合于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人本精神。和谐世界理念中的“人本性”正是联合国倡导平等原则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和运用。第三，“包容性”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核心内涵。和谐世界理念涵盖着不同文明的共存和相互尊重，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和各种文明兼容并蓄，是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彼此尊重。中国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构建的和谐世界，其理论基础当是对本国传统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对其他国家文明的宽容与尊重。（执笔人：杨鲁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