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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30年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发布日期:2014年09月16日   字号:【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是由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两个历史因素。一是中国在历史上是经济大国,在当代面临着特有的巨大发展空间。依据麦迪森教授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的资料,1820年,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286亿元,126亿元,209亿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2.4%,1.8%,3%;分别居世界第一位、第六位和第五位。当然,同历史的中国相比,当代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众多不可比因素。但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和历史也有某种联系,有某种共同点(如人口大国和优秀科学文化传统等)。这样,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做到的事情,在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下,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当代中国也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的。二是改革以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国存在着巨大经济发展潜力。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存在数以亿计的富余的劳动力。当然,无论是把上述经济增长潜力发挥出来,或者是把巨大发展空间变成现实,都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并成为这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历史也已充分证明:作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也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既可以成为生产力的巨大动力,又可以是生产力的桎梏。经济体制既是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既可以维护它,又可以导致它的灭亡。经济体制既可以受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的维护,但也反作用政府。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反过来也巩固政府。在违反生产力的要求而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也能导致政府的灭亡。这里还要指出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差别。一是前者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续时间比后者也要长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要经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变革是在政府维护基本阶级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完善。

  需要着重指出:运用经济体制范畴有助于进一步具体揭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先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论。中国封建领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转变,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下列两种历史现象。第一,依据历史资料,中国领主经济从产生到消灭,大约只经历了不到600年的时间;而地主经济从建立到灭亡,却经历了近2400年的时间。后者经历的时间约为前者的四倍。还要看到:尽管整个说来,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技术停滞,但地主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领主时代还是快得多。所以,这个历史现象证明:地主经济能够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领主经济要高得多。第二,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类似中国的领主经济制度)只绵延了1000年,而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却延续了3000年。决定这个差异的,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经济比庄园经济能够容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灭亡规律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都估计短了,对它的灭亡时间估计早了。形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来,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解释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符合历史唯物论。

  最后,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涉及诸多方面。但苏联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很慢;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见,如果脱离了政府改革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都难以得到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作用

  这里值得提出一点,即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共有本质,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激烈竞争。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素有:

  (1)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至二三百年的发展,资本早已越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人民生活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的阶段。这时当然还存在竞争,而且在有些领域仍很激烈。但总的说来,与资本主义初期那种资本为原始积累,人民为生存而展开的竞争比较起来要缓和得多。而中国在改革初期,非公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全国还有2.5亿贫困人口。这样,对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来说,势必重新为积累原始资本而开展竞争;对广大贫困人口来说,势必存在为生存而开展的竞争。事实表明:这个阶段上的竞争比经济发达阶段上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这是就竞争的发展阶段来说的。

  (2)就竞争的主体来说,在经济发达国家,除了存在少量的国有企业不说以外,主要是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在中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仅存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拥有众多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还存在拥有或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数量极多的、优势劣势同在的、复杂的市场主体,使得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3)就竞争的目的看,在经济发达国家,伴随健全的市场体系、社会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平等竞争的有序进行和充分展开,利润趋于平均化。当然,同时存在争取超额利润的竞争,对垄断企业来说还有争取垄断利润的竞争。但在中国现阶段,市场交易混乱,社会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平等竞争并未充分展开。许多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还有待发展。由于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并存,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在这些条件下,许多企业不仅不满足于获取中等水平的利润,也不满足于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而是热衷于追逐水平高得多的暴利。正是这种行为,促使竞争激烈化。也正是这种行为在较短时期内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甚至催生了一大批暴发户。这种财富集中的“示范”效应,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竞争的激烈化。

  (4)从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看,中国本来劳动力就多,潜在失业人口(特别是农村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伴随改革进展,从公有企业中还要释放出数以千万计的多余劳动力。伴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下降。这一切都会激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中国人均土地面积也少,伴随城镇化和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土地市场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在资金方面尽管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银行存贷差在扩大,但中小企业、农村和边远地区需要的资金又远远得不到满足,以致利率高得多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使得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5)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的问题就很严重。改革以来,由于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并未真正形成,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甚至有所发展。这也是加剧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6)总的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高科技产品的比重不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不多,出口产品也多是集中在以劳动成本低为特征的相关产品上。这种低水平的、雷同的出口产品结构也使得相关企业面临着激烈竞争。从积极的主导方面说,正是上述由市场取向改革激发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经济充满活力,把各种生产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从消极方面说,这种激烈的竞争,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但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

  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

  第一,社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资源在各种所有制之间的优化配置。改革以前,几乎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一统天下。改革以来,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多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在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为例。1978年-2006年,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加到316588.9亿元,其中,公有制工业(包括国有和集体工业)由4237亿元增加到134220.97亿元,非公有制工业由0增加到182368亿元;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00%下降42.4%,由0%上升到57.6%。但在这期间,不仅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活力获得了飞速发展,而且在公有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国有工业领域,伴随改革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进行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展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加强,经济活力大为增强,效益显著提高。1998年-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由98709元增长到548284元。即使扣除价格上升因素,劳动生产率也大幅上升了。二是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的优化配置。1978年-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数的比重,分别由70.5%下降到42.6%,由17.3%上升到25.2%,由12.2%上升到32.2%。而在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4.1%、7.4%和4.5%。列举这些数据的目的,在于说明改革以来作为社会资源最重要因素——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它并不否定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第二,生产要素运营效益的提高。比如,改革后1979年-2007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改革前1953年-1978年的2.1倍。

  第三,对外开放是国内经济改革的对外延伸,而对外开放是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和两种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必经渠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是在一定的世界范围内合理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方式。因而成为促进改革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改革以来,对外开放从扩大就业、增加税收、调节市场供需矛盾,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比如,1978年-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7.4%和17.1%。当然,当前在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方面,都面临着调整规模和提高质量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强调了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否定它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不否定其他因素在促进改革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值得着重提出的重要因素有:一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效应;二是我国当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效应;三是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的积极效应;四是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多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五是赢得了一个长期的政治稳定局面;六是我国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但是,这些因素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有赖于改革开放。从这方面来说,改革开放不失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