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勇 | 最后更新：2009-2-3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但我们仍能够看到其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重视，使得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经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转变，即：从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从个体化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这不仅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政治参与；农民工；自发；自觉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由于城乡阻隔的解冻及其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其政治参与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不仅是农民工自身权益诉求的主观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和社会进步的体现。

一、农民工与政治参与

柏拉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要过有组织的政治生活。“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1]。政治参与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民主政治的显著标志和精髓。“政治参与是公民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执行的行为 ”[2]。亨廷顿等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3]。然而，政治参与有自发的政治参与和自觉的政治参与之别。自发的政治参与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盲目地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支配，尚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意义，其行动往往具有情绪化或想当然，凭经验、随性情、易感情用事等。自觉的政治参与则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能够较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意义及其结果，其行动往往经过理性的思考，有明确的目的性与计划性。

政治参与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国家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利益群体，是建设现代化事业的生力军。现阶段，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据有关调查，现在每年新增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在600-800万人之间[4]。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5]。而农民工又“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6]。青年农民工不仅成为农民工的主流群体，而且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其在政治参与上发生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嬗变。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嬗变

自觉的政治参与具有理性，其参与程度较高，成效显著，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自发的政治参与则相反。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人们政治参与的自觉程度就越高。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获得较大提升：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权利逐步扩大[7]。

1．从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不积极主动参与政治，就只能游离于政治之外而处于政治的边缘，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政治参与意识是人们对政治参与活动意义的自觉认识、思想倾向和基本态度。缺少政治参与的觉醒和政治理性的意识、行为，则只能是无意识或非理性的政治参与。无意识政治参与往往是从个人好/恶情感出发宣泄不满、怠工、盲目行动、采取过激行为，或者委曲求全等。

农民工到城镇打工“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多数的农民工能够充分认识到政治参与的意义和作用”[8]。当面对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老一代农民工往往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低三下四、忍气吞声，甚至不惜下跪；青年农民工则会将之捅到社会媒介，引起社会关注，或者走人。以前是老板不高兴就炒农民工的鱿鱼，而现在则经常出现农民工不高兴就炒老板的鱿鱼。如“民工荒”被称为农民工“用脚抗议”。农民工要求改善其不平等国民待遇的呼声和渴望也日益高涨。不仅如此，“有相当部分的青年农民工已不再满足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而是致力于为本阶层利益说话，以唤醒全体农民工对本阶层共同处境与共同利益的认识，渴望在社会博弈中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个人功利性的政治参与有所淡化”[9]。从无意识的政治参与走向有意识的政治参与，实质上就是政治参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2．从个体化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

个体化参与是以个人方式进行的政治参与，其特点是力量小、影响不大；而组织化参与则恰好相反。农民工如果遇上自身单个人无法解决的权益受损时，在缺乏正式组织的情况下，则会邀集亲友、老乡和朋友等，从个别、分散的个体化参与走向临时性、群体性组织参与，即利用人多势众的群体性力量造成更大的影响，从而亟待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并给予解决。之所以如此，往往纯属无奈之举。“如果我们不闹一下，警察会来吗?劳动局会来吗?记者会来吗?”——这是2003年底深圳市60名农民工多方讨薪无果将4个领班押上南油大道造成交通堵塞的缘由所在。许多地方出现农民工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实际上就充分地说明诸多的农民工已逐渐地认识到单个力量的有限和组织化政治参与的作用。

当农民工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便会选择集体上访、上街游行等。“有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就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劳资纠纷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1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2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达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10]。农民工为了有效地克服个人政治参与的不利而不得不采取集体力量进行诉求。“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农民工不论在意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阶层化的表征”[11]。另据调查，“在社会组织方面，农民工认为有必要加入一些合法组织的有72.8%”[12]。这意味着其在生存理性下深知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而趋向于向正式、长期的组织化政治参与的转变。

3．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

“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的稳定性的过程”[13]。制度化参与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按照其所确定的一系列具体操作规则进行政治参与的活动。而非制度参与则往往有悖法律制度的规定而采取的政治参与活动，如罢工、堵路、围攻、“闹事”等。制度化参与具有合法性、合规则性、有序性，而非制度化参与往往具有非理性和破坏性。

众多事例已经非常明显地说明，诸多农民工在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或要表达其利益要求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要通过制度参与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农民胆小怕事，更不会轻易以身试法。只有在他们无法通过法律或劳动仲裁等制度参与表达其利益诉求时，他们才会采取非制度化的政治方式。例如王斌余连杀四人案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农民工王斌余在工资被长期拖欠且急需用钱的情况下虽经多次讨要未果，仍不忘通过制度规定的合法渠道寻找帮助，最后才在无法通过制度参与拿回欠薪而备遭羞辱的激愤之下连杀四人。后从其主动投案自首及其悔恨的言行，我们都可以看出他渴求走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采取非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并非其意愿。而今，更多的农民工在其权益遭受侵害时，则会主动采取甩门走人、炒老板的鱿鱼等制度化许可的方式进行权益诉求。据相关调查显示，78.9%的农民工明确表示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代表外来人员利益的组织或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外来人员利益”[14]，这表明农民工正在由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转变。

4．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

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一国两策”，使选民资格和户籍紧密相连，加之经济因素、限制性组织障碍等，使得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化”状态。按照选举规定，农民工参加选举地应该在农村，然而其又生活和工作在城镇，为了参与村民选举而要承担昂贵的差旅费等成本，这对农民工而言极端困难和不现实。在城镇，农民工参与城镇各种政治的可能又普遍缺失，无法实现在城里的政治参与。这就使得老一辈农民工基本上成为政治参与的边缘人。

农民工既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又处在由乡村到城市的剧变之中。现在部分发达地区和外来工较多的社区，逐渐开始消除户籍的限制而使得农民工能直接参与选举和社区的管理。2007年3月，全国就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不仅如此，各级农民工人大代表也不断出现和增加，农民工开始走入政治参与权力的中心。“根据调查，在义乌市首次有外来人口参加的三个镇的人大代表选举中，36万外来人口中，有7699人参加；在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在这个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基本持平的城市，297个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给外来人口12个，相当于本地代表的1/23”[15]。2003年“两会”时，王元成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农民工代表，农民工利益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缺位现象有所改观。2008年，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三位农民工，成为全国十一届人大代表中的首批农民工代表，让2亿多农民工阶层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中也能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现代中国政治生活进步的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农民工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迈向政治参与的中心，不仅是国家重视的表现，同时，更是农民工自身整体的贡献及其利益要求的产物，也是其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和主观努力的必然结果。

三、农民工政治参与嬗变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政治参与从自发走向自觉，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与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1．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

政治参与是一项自主性很强的活动，它对行为者的综合素质往往要求更高。据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人对各国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16]。当前，“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近24%……他们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17]。青年农民工虽然主要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但较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文化水平有着显著提高。出生于1970-1979年的农民工与出生于1970年以前的农民工相比，文化水平有所提高，而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农民工则与之前的两代农民工相比，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拥有高中或职高学历[18]。当下，拥有中专和大专以上文凭的农民工在不断增多。“与应得相关的因素是教育和职业”[19]。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权利，追求公平、民主等，政治参与意识较高。“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希望通过参与当地政治生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维护自身的利益”[20]。正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及其权益要求，有力地促成其不断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政治参与嬗变。

2．党和政府的重视

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巩固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必须要重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对一个国家来说，要想在行使其特权、防范其人民之外另有所为，它就必须把自己假装成是其公民的国家，它的所作所为就必须看上去像是其公民自己利益的继续”[21]。所以，“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有助于民族国家结构的稳定。”“也许在最初阶段上，人们的畅所欲言暴露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公开的潜在的矛盾，许多制度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巩固国家政策。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嬗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对农民工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23]。十七大报告指出：公民政治参与要有序扩大。2007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草案决定：“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而且“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24]。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不断重视，正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关键。

3．和谐社会构建的客观要求

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自动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25]。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我们尽力缓解社会矛盾。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如何在新的社会时期实现社会的治理和整合，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十七大提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民主法治、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意义，在于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和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化解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因此，要消解农民工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建立农民工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健全和拓展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帕特曼和麦克弗森认为：“只有通过参与才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治事务更敏锐兴趣的公民”[26]。从而也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四、结 语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嬗变，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性日益凸显，但由于制度参与渠道狭窄、不畅通和低效益，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少，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仍有待进一步的提高等，使得当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存在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及其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要抵制的是那样一种情形：不是分配性地使所有人得到益处，而是公然蔑视部分群体的利益，片面地追求社会的利益”[27]。为了充分发挥政治参与的正向功能，使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更好地由自发走向自觉，我们必须：尽快消除城乡二元旧体制；建立健全农民工工会、党支部、青年团、妇联等组织，使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其合法权益；增加各级农民工代表比例，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各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切实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素质，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唯有如此，一个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才可能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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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勇：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7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