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格管制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直接否定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经济，是从运行机制角度定义的国民经济。其主要特征是由经济规律自发地调节经济结构，市场价格是按要素分配的惟一标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指挥棒。如果在价格形成机制中添加了超经济强制因素，就是对市场主体产权的否定，对价格自发形成机制和按要素分配的否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否定，添加了多少就否定了多少，必然形成双动力机制博弈的局面。我国这种双动力机制已经延续了３０年，随着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日益成熟，客观上已经要求强制机制退出市场，转化为存在于市场之上的宏观调控机制。显然，价格管制不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是政府的微观参与。

　　商品价格作为因变量是由产品的价值、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的，即Ｐ＝ＷＤ／Ｓ。这个公式中的市场价格Ｐ、商品价值Ｗ、需求量Ｄ、供给量Ｓ既是因变量也是自变量，所谓市场机制就是它们之间互相牵引和制衡的逻辑关系。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其传导的链条是需求拉动价格，价格拉动供给，供给拉动价值；价值拉动价格，价格拉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必须通过价格变化才能实现，供给拉动需求也必须通过价格变动才能实现。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希望需求拉动供给，又不许价格变化，供给者的动力和能力何在？

　　货币也是一种商品，也有自身的价值。币值作为自变量引起其他商品价值货币表现的变化是一种货币现象，我们称之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种现象只与印刷厂有关，印多了就通货膨胀，印少了就通货紧缩；而由于商品价值或供求关系自身变动引起的价格变化，币值是作为因变量发生变化的，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种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不能把价格的所有变化都与通货的膨胀、紧缩混为一谈。只要价格变化不是通货膨胀就是通货紧缩，还有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支配的市场机制吗？岂不只剩下货币发行机制了吗？

　　如果说价格的升降，既不是产品价值变化也不是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而是币值的变化，那么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是减少货币发行量，让印刷厂停工；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是让印刷厂加班加点，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币值不是自变量而是因变量的条件下，无论是通过紧缩和放松银根来控制价格还是直接管制价格，都是在加大供求矛盾，火上浇油。凡是人为地抑制价格都是在集聚价格腾升或狂泄的能量。

　　其实，市场机制就是结构性矛盾转化的机制。价格稳步地持续地升降是为了不猛烈升降，是在稳步地调整结构；价格不动，市场机制就等于零，就意味着在积累着大起大落的能量，总有一天会出现令人目瞪口呆的物价形势。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可以使个别产品价格下降，但永远落后于人们物质文化总需求的不断增长。任何市场经济体的发展都是需求拉动的，都需要价格不断上升，价格不上升就没有增加供给的动力，也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在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时期，没有一定幅度的物价上升是不可能的事情。在ＧＤＰ增长率接近和超过两位数的时候，有５个百分点左右的物价上升是相当理想的运行形势。这种正常的物价上升不仅是增加供给的动力，也是节约资源、理智消费和科技创新的动力。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物价上升是节制需求增加供给，缓和供求矛盾、提高矛盾同一性的客观要求。

　　每一次物价的腾升几乎都是错误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抑制了需求并通过价格低迷损耗了供给能力的必然结果，是市场机制突破了抑制因素之后的一种强烈反弹。政府长期坚持就地消化农民的方针，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市场化，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体制改革的方向性失误，使大多数人收入低下，不敢正常消费，内需严重不足。这种所谓高增长低物价的反常现象，不是什么通货紧缩，而是市场运行机制即价格形成机制受到公共品短缺、权力分配严重抑制的结果。这次食品价格的腾升就是对上述政策后果的一种反弹。近年来，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指导下，党和政府突出强调民生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措施，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了，城市居民对社保、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期望值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长期被压抑的需求目前只是有所释放，需求就拉动了价格。但价格拉动供给是需要时间的，由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周期长，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的局面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

　　当前我国的物价走势不是货币贬值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升，而是农产品价值和供求关系调整引起的货币贬值，是价格补位，不是通货膨胀。十几年来，种子、农药、化肥和人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由于需求不足和进口农产品的打压，价格没有正常上升，现在压力几乎都变成了动力，价格不上升才是怪事。对于这种能量释放性价格上升，正确的对策应该是让它充分地释放出来，而不应该仅仅为了面子上的好看人为地抑制价格，也不应该补贴生产环节。价格上升是市场在自发地拉动供给，补贴生产环节是政府人为地拉动供给，动力机制不同，对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影响的差别是方向性的。我们一定要有战略考虑，尽量减少短期行为。如果市场价格到位，农产品生产有利可图，生产者必然要扩大生产、改变生产方式，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生产力发展的正道。政府补贴生产环节可以降低个别成本，并没有降低社会成本，而且扭曲了要素价格结构和成本利润关系，破坏了正常的价格形成机制，阻碍生产方式转变。补贴生产和控制价格的作用是对冲的，无异于双手互搏。

　　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之外调控市场，不是直接干预市场价格，是扫除供求结构和供求关系调整的人为障碍；政府不是调节一般的供求矛盾，而是调节市场调节不动的供求矛盾。治大国若烹小鲜，只要市场机制能够自发调节，政府不要轻易动手。农产品的生产周期比较长，如果在短时期内价格上升得过于猛烈，对社会保障对象的财政开支数量过大，政府可以动用库存增加市场供应量适当抑制价格过快增长。但是，不要从根本上改变价格上升的趋势，当前农产品价格稳步上升利大于弊。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政府必须是间接影响价格，不是人为地限制价格，更不能由政府定价。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价格管制得越多，离市场经济就越远，没有自由的自发的价格形成机制，就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我国目前基础性最强的商品价格，如货币、能源、粮食，还是由政府部门管制并决定价格水平，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配置资源的机制在我国还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正是产品、产业、地区和城乡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货币还不是真正的货币。人们却为所谓的价格指数升降大费脑筋，价格只要下降就是什么通货紧缩，价格一旦上升又变成了通货膨胀，煞有介事地调来调去，愁眉苦脸，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其实，在经济关系变动时期，在经济体制转型期，价格统计是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经济运行实绩的，年度之间的所谓价格指标是缺乏可比性的，不要太当真了。

　　二、财政补贴是政府代替市场配置资源

　　财政补贴是政府作为微观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受到市场调控后的被动行为。这种被动行为与市场的调控力形成的合力与市场机制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必然产生误差，使市场信息失真。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财政补贴范围很广，几乎是政府重视什么、抑制什么都要靠财政补贴来摆平。实践一再证明，这种典型的泛财政补贴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人们最熟悉的农业和能源补贴是其中最大的败笔。

　　由于粮食的战略地位和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点，各国政府对农业几乎都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主要是正激励，鼓励多生产，补偿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损失，恢复或稳定农产品供应；发达国家主要是负激励，鼓励少生产，保持产能，限制产量。农业补贴的正激励作用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旦补贴超出了抗拒自然灾害的范围而日常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大于积极作用，甚至会使农业成为离不开输液的植物人，断不了奶的婴儿。我国的农业补贴就是一种日常化的补贴，政府把它当作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装备现代化的政策工具。

　　我国政府之所以把农业补贴日常化，是因为人们在指导思想上从来就没有给农业经济发展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抽象了生产方式，脑子里只有增长和收入的概念。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农业的功能就是保障城市供给、消化农村人口，只要农民的收入水平下降或增长缓慢，就是政府保护的力度不够，不断给财政施加压力。其实，在１９８５年剪刀差政策消亡之后，农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关系，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不是种地不赚钱，而是种的地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的收入的正确途径是减少农民，扩大户均经营规模。转变农民的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逐步消灭小生产方式是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而不是没完没了的补贴。农民收入的下降，是农业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小农户分化瓦解的正常现象，是消灭或改造小生产方式的推动力量。如果农业补贴超出了补偿自然灾害损失的范围，成为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政策工具，在客观上就阻碍了农业的原始积累，使小生产方式凝固化。

　　我国目前的２．６亿小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不到７．１亩，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不到一半，农村人口主要的收入来源已经是非农业。这种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农业，在小生产方式意义上的生产性也已经丧失殆尽，根本不是市场主体。对这样的农业，政府加大所谓补贴的力度究竟要干什么？难道还指望在不到７．１亩的耕地上让农民发财致富吗？几十年来，政府财政耗费了大量资金，补贴的实际上是小生产方式，使它从１．８５亿户“壮大”到２．６亿户，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把这些年财政武装小农的支出用于转化农民社会身份所必需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宅体制改革上，大多数农民早就转变了社会身份成为城市居民了，大量自然村和行政村的消亡会增加几亿亩耕地，少生几亿人口，农业的生产方式早就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提供税收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了。

　　历时２０多年日益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是财政补贴政策屡战屡败的铁证，是宣布就地消化农民方针破产的公报。目前，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补农政策日常化的牢笼，纠正就地消化农民的方针，把补贴控制在帮助农民战胜自然灾害的范围内。

　　２００７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较大，许多人认为是通货膨胀，为了治理这种所谓的通货膨胀，用货币从紧政策抑制就业的增加和工资增长，用进口外国农产品减少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把价格压下来，同时增加对农业生产单位的补贴。农业补贴又成了治理所谓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其实，这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是市场在代表农民的正当利益，重新评估农产品的价值和供求关系，是价格补位，根本不是通货膨胀。由于长期以权力分配为主，压抑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刚刚转变了发展观，初步调整了分配关系，工资有所提高，向劳动力价值靠近，从而拉动了消费，消费拉动了农产品价格，重新评估了农产品的价值和供求关系。这是多么好的发展趋势啊？！农民有机会靠自己的生产和销售增加收入了，这应该是政府和农民都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而上述的不当政策等于告诉农民，你不能靠自己、靠市场增加收入，只能靠政府恩赐。为什么政府不能把补贴农业的钱用于补贴城市低收入消费者，而一定要背市场机制而行呢？

　　我国的能源政策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这种价格倒挂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补贴，不仅补贴了国内年轻人玩车、补贴了浪费，而且几乎补贴了全世界，已经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炒高油价的一种借口。几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提高油价，政府有关部门却无动于衷。加油站出现了油荒，而对策只是不断提高财政补贴，而且是调高一点油价就增加一点补贴。这次下了大决心，调的幅度比从前大了一些，国际油价应声而落，可是马上又宣布增加１９８亿元补贴，于是国际油价又闻风而起。我们对油价补贴的得失必须重新认识。

　　油价上升引起的物价水平上升会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准公共品（公共交通等）开支，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财政责任，是财政支出的增加，不是什么财政补贴。除此之外，其他部门、领域、企业或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享受补贴。农产品、出租车、货物运输等等一切商品和劳务成本的增长都是应该传导到价格，由消费者来承担。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生产和消费都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原则的。这种成本推动型物价上升不是通货膨胀，只要政府没有让印刷厂多印票子，没有政府直接的责任，谁消费谁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都希望少支出多消费，物价低收入高。但这只是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不能靠财政来满足，只能靠发展生产力来满足。让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理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完全按要素分配，应该是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多消费多花钱，不消费不花钱。这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时期，人工成本、资源成本、商品劳务价格都处在低谷，在一个开放的条件下，市场价格不与国际接轨，通过财政补贴保持的价差毫无疑问是补贴全世界，利益外流。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补贴就是鼓励落后和助长浪费，削弱节约和创新的动力。党的十七大选择消费拉动的发展方式是发展观、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国内消费拉动必然首先拉动市场价格的提高，而这种价格的提高正是民族利益减少外流的转折点，是大国向强国崛起的标志。（刘福垣）